自1994年9月起,我作為富布賴特訪問學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研究和講學,日程安排豐富多彩,緊張忙碌,收獲頗豐。特別是在南達科達州和北達科達州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八天“支教”活動,至今歷歷在目,永難忘懷。
威廉姆•富布賴特是美國的一位參議員。他在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教訓時提出一項動議:變賣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剩余軍事物資,用所得資金建立一項基金,用于資助美國和其他國家高水平的大學教師,相互交流,在學術上共同提高。同時加深相互了解,消除隔閡,促進世界和平。1946年,美國國會根據(jù)該動議通過一項“教育文化交流法案”,即富布賴特訪問學者項目。此后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120多個國家與美國簽署了合作協(xié)議。到1994年,共有24000名美國學者到訪這些國家,來自這些國家相同數(shù)量的學者也到美國從事學術活動。
到美國邊遠貧困地區(qū)“支教”,是美國政府幫助當?shù)鼐用裉岣呶幕降囊豁棿胧?,也是外國訪問學者應盡的義務。負責管理訪問學者事務的美國新聞署,向我推薦了4所支教學校,告訴我可以四選二。我就選擇了南達科達州的辛特•格萊斯卡大學和北達科達州的西塞頓——瓦皮頓社區(qū)學院。因為以前我在國內(nèi)看了不少美國西部片,印第安人威猛勇武的形象深深地鐫刻腦中。來到了美國,我本來就打算盡可能多了解美國的方方面面,能到印第安人居住的保留地進行實地考察,更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為此我做了不少功課,包括參觀紐約的一家印第安人博物館。資料顯示,到1991年,美國印第安人總人數(shù)為196萬,占全國人口總數(shù)不到百分之一。
1995年4月3日,我從紐約一路向西,飛抵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換乘一架只有十幾個座位的小飛機,再飛一個多小時,終于到達距離辛特•格萊斯卡大學不遠的一個小機場,學校的英語教師杰納斯•米勒已在那里等候。學校的主要建筑是一座磚砌的三層教學樓,周圍是樹林草地,很是安靜。時間已到下午六點來鐘,校長設宴,他以茶代酒,對我遠道而來表示歡迎。他解釋道,印第安人保留地嚴禁飲酒,所有商店都不許售酒。原因是以前印第安人嗜酒成風,嚴重危害了健康,也影響社會治安。印第安人文化水平和專業(yè)技能比較低,就業(yè)率差。政府允許印第安人開設賭場,以增加經(jīng)濟來源。他們每月領取補貼,生活上基本衣食無憂。校長說,學校有300多名學生,25名教師,實行雙語教育(英語和印第安語)。多半教師是來自美國各地的白人,包括米勒和她的丈夫,其他是印地安人。他們來這里就是為了工作,沒有“支教”概念。不過這里畢竟條件較差,能得到一些補貼。比如米勒夫婦家住得較遠,每月有一定數(shù)量的汽油補貼。飯后我與米勒夫婦一起驅車一個多小時來到他們家,這時天色已晚,環(huán)視四周,老遠才能看到幾點燈光。他們家房子挺大,客廳落地玻璃窗下架有一臺望遠鏡,看起來這小兩口很享受這樣的生活。第二天早上返回學校途中,偶爾遇到一輛汽車,米勒就摁一下喇叭,對方立即也摁一下回應。
我問米勒是否認識對方,她說并不認識。這里地廣人稀,遇見一個過路的人就感到很親切,就主動打招呼。
上午的重頭戲是我給學生們講課,共有30多個人到場。應我的要求,教室里掛一幅挺大的世界地圖。我指著地圖對學生們說,中國和美國隔著浩瀚的太平洋,在地球的那一面,也就是說中國人和美國人是腳對著腳走路、生活。這些孩子們對我的到來本來就好奇,聽我這么一講立馬就低聲笑了起來。在輕松氣氛中,我接著介紹中國各方面的情況,特別是55個少數(shù)民族的發(fā)展和進步。課后米勒告訴我,近年來陸續(xù)有學者來校講課,今天聽課的學生是最多的。
接下來兩天,我分別與印第安教師們交談。他們表示,印第安人的共同心聲是希望與美國全社會乃至世界有更多的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和理解。這些印第安人教師有點像上個世紀60至70年代中國的民辦教師。他們在完成學校里的工作后,不用等到下班就可以回家打理自己的事情。一位中年教師帶著我到牧場觀看他養(yǎng)的幾匹馬,馬兒看見他就嘶鳴撒歡,這位教師洋溢著滿臉的自豪。我走訪了幾個當?shù)氐木用窦彝?,他們都住在平房里,條件比較簡陋。部落首領哈里布魯家的房子比較大,他已88歲,身體挺硬朗。村里的多數(shù)男人留長發(fā),但他是寸頭。他年輕時修車開車都干過,見過不少世面。他很健談,我問及他的家庭情況,他更是滔滔不絕。他有七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還有72個孫子孫女。他指著院子說:“到了節(jié)假日,孩子們都來看我,我家就像一個學校!”訪問結束時,他頭戴飾有羽毛、串珠的“王冠”與我合影。

1995年作者(左)與美國北達科他州印第安人酋長哈里布魯里(右)合影。
4月27日,是北達科達州的西塞頓•瓦皮頓社區(qū)大學和附近的一所中學聯(lián)合舉行畢業(yè)慶典的大日子,附近的居民也都拖家?guī)Э谟窟M學校禮堂,總計千人以上。會上學校領導和學生代表分別講話,還為一個村莊頒發(fā)了環(huán)保獎杯。印第安人崇尚英雄,這個社區(qū)的一個女青年在全國攀巖比賽中獲得了獎牌,大家齊聲高喊她的名字,她起身連連跳躍,興奮異常。接著是舞蹈表演。幼兒園里活潑可愛的孩子和佩戴大紅披肩的婦女,依次入場表演舞蹈。二十來名武士裝扮的年輕男子赤裸上身,手持長矛或盾牌,在急促的鼓聲中表演格斗,再現(xiàn)了他們祖先的勇敢堅毅精神,把會場氣氛推向了高潮。這時主持人揮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并宣布:“我們今天有一位來自遠方的尊貴客人,他就是中國的柴教授!”這可出乎我的意料,我只好起身向大家鞠躬、鼓掌。沒等我坐下,一位女教師把一件印有西塞頓•瓦皮頓社區(qū)學院?;盏募t色夾克向我展示,并說這是學校送給我的禮物。我好感動,真是意外之喜。12時許午飯開始,長條桌上擺滿了主食、肉類、蔬菜和飲料,相當豐盛。人們笑逐顏開,大吃一頓。那位女教師對我說,類似這樣的慶典活動,每年舉辦6至8次,目的是給這個地區(qū)的印第安人提供一個團聚平臺,讓大家牢記“印第安人一家親。”

西塞頓•瓦皮頓社區(qū)學院向作者(中)贈送印有?;盏膴A克衫。
結束了印第安人保留地之行,我返回紐約繼續(xù)研究美國新聞。我花大量時間鉆進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資料室,查閱有關美國各大新聞媒體的特點、最新動向以及對重大國際和國內(nèi)事件的報道與評論。哥倫比亞大學學術氛圍濃厚,每天都安排有講座、報告會或研討會,我有選擇地參加了一些。我特別重視收集第一手材料,與同行們進行面對面的交談。我多次訪問美聯(lián)社和合眾國際社,與他們的領導層、資深編輯和記者深入交談。我還訪問了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的紐約分社,感覺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不過也增加了我的“任務”。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安排我給外國留學生班講課,對此我早有思想準備,所以就成了日常便飯。我到哥大的東亞研究院聽了兩次講座,不料研究院的領導就邀請我也來開講,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這些活動都被登在哥大的校報上。我還參加了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新聞報道研討會,并作了發(fā)言。參加學術活動多了,知名度增加了,專門報道富布賴特訪問學者動向的《富布賴特月刊》記者,對我進行采訪,并用很大的篇幅連同我的照片刊登在1995年4月份的月刊上。
此后我的講課任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賓州州立大學、圣荷西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夏威夷大學陸續(xù)發(fā)來邀請。我欣然應邀,不過提出一項建議:在給新聞系的學生講課之外,我與老師們開展一次討論,我的目的就是要抓住每一個機會,盡可能多學一些。我在草長鶯飛的季節(jié),乘灰狗大巴到賓州州立大學講課。這里的中國留學生比較多,課上課下都很熱鬧。我對后三所大學的講課時間做了特殊安排,就是在我回國途中順道講課,這樣既減輕旅途勞頓又節(jié)省費用。9月26日,我和妻子劉杰從紐約飛往洛杉磯,在酒店剛住下,學校接待人員就送給我一份加州大學校報《大學新聞報》。該報用了三分之一版的篇幅,提前一周預報了我來校講課的消息,而且介紹了我20多年的工作經(jīng)歷和過去一年對美國新聞的研究情況。這條有該報記者署名的消息,還配發(fā)了我的一張照片。我講課時當?shù)匾患胰A文報紙《海灣報》派記者到場采訪,并在次日登載了我講課的消息。這些讓我頗感意外。課后我和劉杰在校園里散步,突然有一位女學生跑過來跟我握手,并且說:“我剛才聽您的課了,可能您沒有注意我。因為提問的人多,我就沒舉手。我真高興,終于有中國的老師來這里講課啦!”看來應該有更多的中國學者到美國交流。我在圣荷西大學講課的課堂很大,幾乎坐滿了學新聞的學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些學生一邊學習新聞,一邊自辦報紙,還送到外面的報攤上出售。第二天由一位資深的大報編輯來給學生們作分析評述。這些學生如此努力,對知行合一的理念定會有很深的體會。在夏威夷大學,我一年多來唯一一次用中文講課,聽課的是年輕的新華社記者編輯,這是他們指導老師的安排。有趣的是,我一邊講這位老師同時輕聲作英語翻譯,而且既流暢又基本準確。原來他是借此機會“秀“一把他的中文水平。許多年來,這位老師為一茬又一茬的新華社人員授課,耳濡目染,他也學到了不少中文。
金秋十月,我回到新華社對外部。繁忙工作之余,我為《中國記者》寫了六篇系列文章,介紹我在研究美國新聞中的感受和思考。我還向中國新聞學院的領導和老師,匯報美國之行的所見、所聞、所思。我感謝新聞學院和新華社向我提供了報名考試富布賴特訪問學者的機會。在參加富布賴特交流項目的全國20多所高校中,新聞專業(yè)總共只有四個報名名額,新華社和新聞學院把一個機會交給了我。我經(jīng)過精心準備,順利通過了選題、論文、答辯等環(huán)節(jié),在四名應試者中脫穎而出。回想這些,我不免心潮起伏,下定決心繼續(xù)為新華社的發(fā)展盡心盡力。
作者簡介
柴世寬,新華社高級記者,富布賴特防問學者。1967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yè)入職新華社。他外派伊拉克、蘇丹等國工作,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團采訪黨和國家領導人防問歐洲六國、朝鮮、日本、蘇聯(lián)等國。2000至2003年于肯尼亞和贊比亞工作。
在國內(nèi)從事政治外事報道16年,大部分時間采訪中央領導人的政治和外事活動。現(xiàn)場報道中共十三、十四大和全國”兩會“等諸多重大事件,在新華社對外部6年,任終審發(fā)稿人簽發(fā)了數(shù)以千計的各類中英文稿件。退休后在廈門大學講學6年。(來源:通世智庫)
